10月5日下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聪大村共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事实上，早在2011年，屠呦呦就曾获得拉斯克奖，彼时，屠呦呦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四年之后，这段距离终于缩短至零。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屠呦呦站上科学荣誉巅峰有其必然性。
不过，在国人欢呼雀跃的背后，随之而来抑或再度掀起的，还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和争议。
不曾停下来的争议
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这是该奖项设立65年以来，首次颁给中国科学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大奖。
屠呦呦正是随着这项世界级大奖进入民众的视野，青蒿素对治疗疟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更多地民众所了解。不过，随之而来的争议很快让人们意识到了“发现青蒿素”这一科学发现的复杂性，焦点之一便是如何评价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中的贡献。这一疑问甚至持续到屠呦呦获得诺奖后的今天。无可避讳的是，这个问题正是长期以来围绕屠呦呦争议的核心所在，正如有人所言，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如何评价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饶毅曾专门撰文回答该问题，他在文中指出，虽然青蒿素历史有很多争论，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获得青蒿素的钟裕蓉，也无疑是屠呦呦课题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公开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作用以后进行的。基于上述三点，饶毅认为屠呦呦确实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也有人撰文分析，两大世界级最高奖项都选择屠呦呦，原因就在于，奖励看中的在于科学研究的首创性，如诺奖评委会将奖杯颁给屠呦呦，依据的就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试验。
追问还在继续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在听闻屠呦呦获得诺奖殊荣后，激动地表示：尊敬的老太太获得诺奖。高兴!激动!但与此同时，他也提出疑问：“但令人费解的是，即便时至今日，中国制造的青蒿素类药物也只占了国际市场份额的1%。闭关锁国、不注重成果产业化、假冒伪劣、热衷跟风、不符合国际标准等因素，阻碍中国青蒿素类药物的国际推广。”
陈同斌并非是有担忧的唯一一人。书评人西闪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今天，大量的山寨药、仿制药充斥市场，创新依旧看不到出路。这就是无人知道青蒿素，无人看重屠呦呦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没有一套鼓励创新、尊重创新的透明机制，屠呦呦也就只是偶然和例外。或许现实已是如此，必将如此。
今天的“光明网评论员文章”也发出了更深层次的追问：她在三流条件下，创造了世界领先的一流成就，成为中国获科学类诺奖的第一人。这对当下的科研氛围建构和科研评价机制无疑不乏启示。屠呦呦的科研成就，脱胎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既有土壤，而她的科研成就与当前评价体系下的认可度的倒挂，也引人深思：如何摒弃行政主导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让科研领域的评价回归学术本位，形成对科研的良性激励？
